夏意绵延，秋阳热烈，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24年9月19日迎来了四位鲁迅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从不同地方而来，依循不同的知识背景，怀揣各异的研究旨趣，共同开启了这场关于“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议在文学院院长栗永清的主持中缓缓开幕。
关于鲁迅研究的“现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郜元宝老师深感一言难尽。他首先追溯了鲁迅研究在百年前的发端，接着指出在嗣后不同时空，鲁迅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各异，绵延至今，遂有所谓鲁迅研究的“现状”。可见“现状”并不局限于当下，乃是承续着各种历史传统，因此势必呈现多元取向。比如过去较多集中于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如今则更加重视史料的运用和历史现场的还原。再比如随着全球化的推动与国际交流的加强，鲁迅研究的跨语言、跨文化特性也日益显著。但这些学术交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陈寅恪当年所谓“学术预流”。一段时间内鲁迅研究是否存在大家都急于奔赴的“主流”？也许有吧？但主流之外也总有一些值得重视、值得坚持的支流。这才是比较正常的学术生态。大家都拥挤于某个主流，未必就好。正如鲁迅研究“专家”谁也不可能穷尽有关鲁迅的所有领域。此外鲁迅作为注重现实战斗的作家，其创作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演进密不可分。鲁迅研究之所以能跨越百年而不衰，不仅在于鲁迅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独特艺术魅力，更在于鲁迅作为时代精神的镜像，不断映照出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因此，不论鲁迅研究呈现怎样多元的格局，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回到鲁迅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本根问题。恰恰面对这一根本问题，我们的研究越走向多元，反而越感到不那么容易回答。鲁迅研究的“现状”或许有两大特征，一是多元化格局已然形成，一是在某些根本问题上，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图 | 郜元宝老师
姜异新老师从她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经验和《鲁迅研究月刊》的编稿实践出发，指出思考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她指出，尽管目前鲁迅研究已成为与红学并称的“显学”，但仍有诸多“宝藏”还未挖掘。首先从文学角度出发，以《故事新编》为例，整体性的文本细读还有待更系统、更深入条理的展开。其次从历史研究来讲，鲁迅的一生伴随着近现代中国的曲折转型、在灾难中成长的风雨历程，历经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造成文与史的繁复交互和丰富性，值得细细考究。具体来说，一是鲁迅生平，如南京读书、军校经历等的空白点需要继续补充发掘。第二，姜老师以鲁迅首次译介裴多菲诗歌的事实为例，进一步阐释鲁迅的藏书、阅读史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碰撞，这些还需要在前辈学人发掘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第三，姜老师回顾了鲁迅童年时代描摹绣像、成年后编书等经历，揭示出鲁迅从事编辑工作的深厚渊源与独特才情。鲁迅先生生前对自己文集的编辑，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延伸与拓展，更为之后《鲁迅全集》《鲁迅译文全集》等版本、校勘提供参照。第四，精通日语、德语的学者依然在为鲁迅传记和鲁迅年谱的撰写填充更为详实细密的史料。如果上述都是以鲁迅作为研究本体来看，那么作为文化符号的鲁迅也值得我们关注。面对散布在鲁迅人生地图中的交游情况和朋友圈的复杂性，姜老师认为研究者不仅需要挖掘鲁迅与友人之间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通过这些原始文献的解读，还原鲁迅与友人的交往细节，揭示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和情感交流；同时还需要关注鲁迅在历史语境、社交场合中的言谈举止、活动参与等间接资料，以更全面地展现时代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鲁迅的现实交际也关系到《鲁迅全集》的修订，注释部分仍有待更清晰且富有针对性地勾勒出鲁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场域的思想脉络和人生轨迹。最后，姜老师提到了作为文艺批评家的鲁迅以及藏在鲁迅杂文中的诗学精粹。她强调，鲁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一位深刻而犀利的文艺批评家。其杂文，犹如时代的棱镜，既映照出社会万象之弊与人性斑斓之态，又于墨香深处，流露出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慧眼与深邃的艺术洞见，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也都需要鲁迅研究者在细读之上，精心提炼和梳理出系统的鲁迅诗学。姜老师将《故事新编》看作是鲁迅文艺批评的深刻表现，不仅因为“新编”充满对于历史文本讽喻性的内容，更因为第一篇《补天》的写作就是由于一篇现代传媒批评文本的介入引发了所谓“油滑”的美学追求——这一未及展开的话题无疑为在场的师生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深远的思考。
图 | 姜异新老师
对于这一主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符杰祥老师则从鲁迅文学的经典性和现实的批判意义出发，探讨了鲁迅作品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他引用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的深刻见解，来强调鲁迅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领域中不可撼动的“种子”。卡尔维诺曾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初读时仿佛重归故里，复读时又仿若初来乍到的书籍，它们以独有的方式不断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土壤。在符老师看来，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一批不朽的经典，它们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萌发的原始动力，更是中华文化在新时代转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鲁迅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思想洞察，触及了人性、社会、历史的多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视角。结合文化热点，从“孔乙己长衫”到“配不配姓赵”等热梗的传输，鲁迅笔下的人物与话题仍在当代社会引发共鸣，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在如何弘扬文化自信的讨论中，符老师回到鲁迅“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的姿态。他解释说，这句话不仅是对个人进取精神的精炼概括，更是对民族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内在逻辑。由此，符老师指出鲁迅经典的“复活”，是时代精神的回响与共鸣，是文化血脉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再次涌动。它不仅意味着鲁迅作品的重新被阅读、被理解、被讨论，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与自我觉醒的过程。他呼吁年轻一代回到鲁迅，从鲁迅的作品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符老师还从个人经历出发，谈到自身鲁迅研究现存的问题。例如，日文和德文作为鲁迅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语言，其相关文献资料的缺失、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对鲁迅研究材料的完整性和深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图 | 符杰祥老师
山东社科院研究员曹振华老师则聚焦于青年群体，紧扣如何阅读鲁迅的问题倾情呈现自己的经历。曹老师从刚进大学时对鲁迅的排斥到之后对《鲁迅全集》的爱不释手，其中重要也是偶然的契机是，舍友不想浪费时间排队还书而将鲁迅的三册杂文集暂时地寄放于曹老师处，曹老师想破解儿时存留下的问题——鲁迅《华盖集》中“华盖”的含义，便翻开了序言。曹老师描述阅读时的巨大心灵冲击感：序言中的鲁迅并非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给出的那个高高在上地讲道理、或者板着冷脸在斗争的文化伟人，而是一个坦陈着切身的苦乐悲欢、通过讲述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给人启迪的全智者，毫无一般作者通常写文章时的俨然之态，表达冷静又热情，文字严峻又生动，给读者以强烈震撼与吸引。于是，从《华盖集》开始，读遍了所有的鲁迅作品。之后又东拼西凑了当年价值不菲的五十块钱，买下当时书店里唯一一套《鲁迅全集》。机缘巧合，鲁迅便成为陪伴曹老师的挚友与精神导师。曹老师的现身说法，激励青年朋友们摆脱对鲁迅作品可能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误解，以朋友的身份平等进入鲁迅的文本世界——去了解鲁迅是什么样的人，想说什么样的话。唯其如此，才会建立起与鲁迅的深厚缘分。从阅读到研究，才会自然而然发现真问题，形成真思考。之后曹老师以《弟兄》为具体案例来谈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曹老师认为，通常以为鲁迅研究似乎已经达到“饱和”，没有什么新题目可做了，其实不然，可做的工作很多，甚至许多方面的问题尚未触及。即以《呐喊》《彷徨》的研究为例，难以想象地至今存在研究盲区。例如对《弟兄》的研究，自作品发表以来，就少受关注和重视，从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鲁迅 《弟兄》”，得到的结果是从1985年至今，仅有五十几篇相关研究论文，关于小说主题和主要人物的评价，一直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也就是说，对鲁迅这篇小说究竟写的是什么，研究者都没有弄清楚。曹老师认为，《弟兄》的主题，是鲁迅五四时期“暴露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弊害”这一创作意图的延续。五四新文学反礼教主要反抗家庭专制，反对父权对弱小者的压迫，针对的是传统伦理“孝悌”观念中“孝道”，即反思父子一伦的问题。而《弟兄》是针对兄弟一伦提出问题，侧重于对“孝悌”中的“悌”的反思，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五四新文学补课。小说潜在的意图是通过主人公张沛君的自我审视，表达了鲁迅对传统兄弟伦理的警醒：一味依循传统旧道德，极力维护家庭和谐的结果是牺牲自我，从而丧失自我。小说结尾处“东郊倒毙无名男尸”，象征着曾经无法在旧道德中委曲求全的鲁迅的旧我，其被张沛君亲手处理掉，象征旧我已逝，新我重生。小说中人物“普悌思、张沛君、荷生”的命名，也提供了鲁迅反思兄弟失和事件的诸多暗示。除此之外，曹老师还用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事件等事件，来认识现阶段公共空间如何拿鲁迅说事的问题，目前鲁迅研究仍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而且鲁迅研究作为人文学术高原，永不过时，未来可期。
图 | 曹振华老师
接着曹老师的发言，郜老师又延伸出鲁迅研究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鲁迅治中国小说史，特别憎恶借小说创作影射诋毁某个人某件事的恶习。将艺术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虚构人物等同于原型人物，是对作家创造性劳动的根本否定。尊重原创，就是承认生活有限而艺术则较为久远这一规律。但郜老师也从另一角度提出疑问：文学创作是否完全不允许作者“夹带私货”？比如鲁迅是否会借《弟兄》的创作，曲折传达自己关于“兄弟失和”既具体又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这个问题，过去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最典型的就是“红学”。历史考据派念念不忘康乾盛世和曹家盛衰，而立足现代文艺学原理的学者则坚持把《红楼梦》仅仅视为一般的小说虚构。双方至今无法调和。这种学术争鸣不仅展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启示了文学研究对不同解读的包容与尊重。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指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郜老师敏锐捕捉到这一思想精髓，认为在文学创作中，纯粹的虚构与一定程度的写实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交相为用。他强调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广阔而深邃的空间。这既是作家施展道德判断、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舞台，也是读者通过心灵共鸣与作品进行深层次交流的桥梁。郜老师认为，曹老师对《弟兄》的解读，正是对某种“极境”的挑战与超越。这种解读打破了传统的框框，更揭示文本背后蕴含的丰富层次。为了进一步阐释文本意义和主体阐释的多样性，郜老师还以鲁迅对《儒林外史》和《海上花列传》的评价为例，认为《中国小说史略》抬高《儒林外史》而贬斥“谴责小说”，肯定《海上花列传》而忽略《海上繁华梦》，都是可以具体分析，并非简单的一锤定音。谈到对鲁迅研究未来的期许，郜老师还补充两点。其一他赞叹钱钟书规避庞大体系而珍惜散金碎玉般的细节，他期待这种学术风范能在鲁迅研究领域得到传承与发扬。其次郜老师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应努力寻求义理与考据的平衡与融合，既要注重理论的建构与思考的深化，也要重视实证材料的检验与支撑。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四位老师第一轮的精彩发言告一段落。栗院长对此进行深度总结并抛出与师范生教育相关的问题：对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增多或减少的文化事件如何看待？
对此，姜异新老师认为鲁迅作品在中学教材中并没有“撤退”，而只是篇目有所调整。应该引起重视的，可能并不是篇目是否“减少”的问题，而是教材中的某些鲁迅作品为何以“节选”的面貌出现。姜老师进一步指出，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节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回到鲁迅所在的历史语境”这一目标产生了距离。这种节选往往只能展现原文的片段，难以全面反映鲁迅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更难以让学生体验到原文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其作品形成的深刻影响。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进入鲁迅之前，早已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鲁迅定格。将文本的理解纳入自己直面鲁迅的感受中，姜老师提出对《狂人日记》“某君昆仲”的理解，引发大家思考，为何作者用大哥代表封建家长，而没有使用父亲形象？这其中亦有鲁迅弟兄经验的呈现。具体来说便嵌入了鲁迅培养周作人成为理想中的文学青年的意图。而兄弟失和，亦可以从现实事件上升为文艺事件，文学联盟的破裂是其兄弟独自闪耀于文坛的开始。从文学兄弟回到鲁迅文学本身，姜老师认为基础教育应多加关注并引导学生，感受鲁迅文学最根本的“诚”的特征。
符杰祥老师从鲁迅谈自己的课文不适合进教材这桩公案开始，通过对藤井省三《〈故乡〉阅读史》的介绍，提到鲁迅教材进入日本中小学的情况。符老师引用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来说明，引入教材、进入教育环节是一部文学进入经典的机制之一种。鲁迅文学在教材中的进与退是整个“文化场”的象征，亦成为时代政治文化变迁的症候。而如何利用好进入中学课本的鲁迅文学，这也是值得教育前线的老师们反复琢磨的思想命题。
曹老师认为鲁迅作品在中小学教材中的总数变化不大，调整的是个别篇目的问题。选择贴近时代、贴近小读者、贴近鲁迅本身的文章是教材以及教学所急需关注的。教材选编者的个人倾向性也应构成题中应有之义。但不论如何，对于鲁迅文学在教材中变化的社会性讨论，本身也意味着鲁迅的当代性。他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图 | 初中语文统编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统计
郜老师则由此谈到一个理论问题。美国新批评布鲁姆的著作The Anxiety of influence，通常译为“影响的焦虑”。anxiety还有另一种意义是“渴望”，所以有人译为“渴望影响”，曾经引起学界的嘲笑。但歌德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莎士比亚太过丰富和雄壮，德国作家一年只能读莎士比亚一部作品，免得会被压垮。悖论的是，歌德经常向艾克曼谈论莎士比亚，他渴望得到莎士比亚在内众多优秀作家的影响。所以“渴望影响”的译法或许也有其合理性：大作家给予压垮我们的焦虑，与此同时我们也渴望被大作家所影响。这似乎也是我们和鲁迅的关系。在逃避影响和渴望影响之间摆动，鲁迅研究才能获得思想学术上的不断反省与自觉。
结语
随着四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本次“鲁迅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幕。与会者纷纷表示，此次盛会不仅加深了对鲁迅研究的认识，更激发了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思考与探索。蕴藏在此研讨中的智识与灵光犹如点点繁星，不仅照亮了学术探索的夜空，更凝练为宝贵的学术财富与思想精髓。这些启迪跨越了时代与文化的界限，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指导。而鲁迅的精神与作品将继续引领我们前行，在时代的洪流中熠熠生辉。
撰稿人：文学院
一审：王永青
二审：樊琳琳
三审：钱成
